说到《易经》，很多人都会莫名其妙地肃然起敬，因为这部经典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，确实过于“高深莫测”了。当然，从古至今的“易学家”不计其数，易经的思想贯穿了儒释道三家，它被认为是“中华文明的源头”。
但是，《易经》到底讲了什么呢？不管是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还是《周易》，它总要有一个核心思想吧？但现实很遗憾地告诉我们，即便千百年来易学家层出不穷，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，指明易经到底讲了什么。
“六经之首，大道之始”，《易经》的处境与《老子》一样尴尬，讲不清道不明导致了后世的无限争论。推崇者以为其是至宝，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易学来解释，而且能够指明具体的出路；但反对者却以为这是胡扯，认为这不过是祖先留下的文字游戏，它这种含混无逻辑的行文，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。
杨振宁先生便属于后者，他对于《易经》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，认为其属于“毫无逻辑的胡扯”，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。
杨振宁先生是近代物理学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，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并不低于爱因斯坦，同时他也是一位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国科学家。
但是，杨振宁先生提出了相当有条理的理由，作为他认为《易经》“毫无逻辑可言，阻碍科学发展”的论据。
第一，《易经》只有一些朴素的辩证思想，但没有定性、定量的分析，没有成体系的逻辑链条，属于极为含混的经验之谈。比如以各种自然现象代表着一些规律，而后以这些规律去解释一切，这实际上是单一线性的思维，是极为幼稚可笑的。第二，《易经》千年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，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不仅仅在哲学方面，还在于文学方面。这深刻地影响了汉语的表达方式，它作为千年以来的行文范本，使得中文的语法极为细碎而不成体系，或者说，中文根本不存在什么语法。第三，《易经》的理念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和审美观，这导致了中国人的保守与内向，同时也影响了中国人对于未知领域探索的欲望。以上，便是杨振宁先生对《易经》不满的三个方面，主要集中在“哲学”、“文学”（包括语言）、“道德”（包含审美）等领域，可以说基本上就完全否定了“六经之首”。
当然，杨振宁先生所提出的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，但未必全对。
杨振宁先生认为，中华文明的特质在于“合”、西方文明的核心在于“分”，所谓的“合”其实指的是归纳能力，而“分”则是演绎能力。前者是将有限现象的归到一点，更注重经验和感官；而后者是将一点推到无限，更注重逻辑和推理。
《易经》的核心点在于“解释一切”，也就是将现实的事物分门别类、然后高度抽象成符号，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明。而西方文明则不然，他们更注重逻辑推理而非归纳总结，故而近代科学的萌芽诞生在西方，而中国包括整个儒家文明圈都无法孕育出科学。
对于这一点，笔者是持肯定态度的，《易》能够解释一切、但它无法指出一个方向，站在杨振宁先生的角度来讲，它确实是“毫无逻辑的鬼扯”。
解释一个东西是很简单的，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很难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王朝中，科技、科学都被认为是“奇技淫巧”，它的发展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。其中的原因在于，我们很多时候都只需要“解释问题”，但“解决问题”有着另一套办法。
这并非是“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”的话，西方固然有着落后的时期，但在短短的百年内，欧洲这样的弹丸之地就成为了近代科学的摇篮，催生了辉煌璀璨的现代文明，其背后一定有着深刻的原因的。
我们应当看到他人的长处，同时看到自己的不足，换句话说，笔者从来都不认为有任何一本书是完全正确的真理，它必然有时代的局限性。
当然，杨振宁先生在文化语言以及道德审美方面的评价，是不大客观的，他忽视了宏大的历史背景。
很多人吹捧中文世界最难、最优美、最准确等等，其实有些“自卖自夸”的意味，中文历史悠久、从未断层、绵延至今，这的确是不错的。但中文的难点在于字形和读音，并非是语法，中文的准确性也不高，至于优美则是见仁见智的。
中文的确是存在一些“毛病”的，这是客观的事实，世界上也不存在任何一种完美的语言，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缺陷和优点。但中国文学和语言产生缺陷的原因，并不能完全推到《易》身上，虽然它深刻地影响过中文。一门语言的形成、发展、定型、演化，是非常复杂的，我们不能说哪一个人、哪一部书完全影响改变了一种语言。
至于道德审美，则更是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多的关系，大江大河孕育出的是农耕文明，农耕文明催生出的道德审美观念，自然与西方或是游牧、或是海盗为主体的文明截然不同。这两者也不具备什么可比性，到底谁的道德观更合理、审美观更高级呢？笔者以为讲不出一个头绪来。
总而言之，杨振宁先生对《易》的评价，有着客观合理的部分，也有着较为主观的偏见。当然，这也仅仅是笔者个人的看法，民间以及学术界不同的声音也很多。
有支持者就极度赞同杨振宁的看法，认为他说出了自己不敢说的事实，《易》等一系列书籍和思想，是阻碍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根本源头。
它们的的确确是“毫无逻辑的胡扯”、是“似是而非的归纳”、是“简单线性的辩证”、是“主观经验的整理”，所以“易学”的研究应当放一放甚至是摒弃，不要再从故纸堆中找寻所谓的“智慧”。
但反对者则对杨振宁大为鞭挞，认为其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（2004年，杨振宁在清华与王蒙等人展开座谈会）大肆批判传统经典，是夹杂着无知与傲慢的别有用心。也有人认为杨振宁说得未必全对，毕竟“隔行如隔山”，他走马观花一般地阅读《易经》，得出的结论未必就可靠。
还有一类人则出于中立，他们一面拿出了“李约瑟难题”去反驳狂热的易学爱好者以及专家，一面又以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的观点去反驳杨振宁，认为其提出的观点过于片面。总而言之，杨振宁先生提出的看法至今依旧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，支持他的人和批判他的人往往各执一词，在网络上争得不可开交。
笔者呢，还是比较赞同杨振宁先生的观点的，当然，他的部分观点是值得商榷的，但就“易经的核心在于归纳”这一点来说，本人是同意的。并非是说中国人没有逻辑、不懂逻辑，而是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不上逻辑，这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。
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“人情道德”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，科学技术、理性思维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。我们面对问题，只要能够解释就可以了，至于解决方法我们有另外的一套系统。一个过于较真、过于讲究理性的人，在我们的社会是不大受欢迎的，我们是“熟人社会”、“人情社会”，过日子不需要理性，只要懂“人情世故”就可以了。
加上“官本位”的社会风气，这样的环境很难催生出近代的科学，这也难怪杨振宁先生说话不好听。
“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，都没有在近代中国诞生呢？”“李约瑟难题”一直没有准确的答案，有人归结到历史、有人归结到思想，但总是众说纷纭。但有一点，杨振宁先生对于祖国还是有着深沉的爱的，尽管他本人漂泊海外多年，但那确实是无奈之举。
“爱之深，责之切”，杨振宁先生对于《易经》的评价未必完全准确，但笔者相信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。事实上，科技与人文的界限也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清晰，杨振宁等老一批的科学家，人文素养也是相当高的。如果有观看过他过去在清华大学的课程或者是讲座的读者，就一定能够明白这一点，这一批老科学家都是经历了磨难的。
《易》到底讲了什么？事实上至今仍旧没有定论，有人说是占卜、谶纬、有人说是宇宙、哲学、有人说是管理、权谋，总而言之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。有人说它伟大得不得了，也有人对其不屑一顾，但在种种分歧之中我们要看到一点，那便是近代的中国真的落后于西方，《易》没有救过我们。
所以，笔者作为一个热爱文科的理科生，能够理解杨振宁先生的那种情怀，也熟知理科生对于逻辑与理性的执著。本人的坚决反对迷信和玄学的，似是而非的东西不能推动时代的发展，反而是一种障碍。
对于杨振宁先生的看法，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，但务必要将心比心，做到文明、有条理、讲道理，而不是充满偏见的恶毒谩骂与嘲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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